重要股东多样性与企业连续性创新 ——来自中国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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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时颖,女,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创新。
田凌宇(通讯作者),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创新。
程新生,南开大学商学院、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创新。
摘要:连续性创新是企业跨越技术周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重要股东作为企业关键治理主体,会对企业创新领域、投资决策等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重要股东分为产业导向型、技术导向型、财务导向型和其他四种类型,以沪深A股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重要股东多样性对企业连续性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重要股东类型过于分散会抑制企业的连续性创新,其核心原因在于重要股东多元化诉求会导致企业战略焦点分散,影响研发投入强度、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削弱企业连续性创新。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战略激进度较高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重要股东多样性的抑制效应更显著。本文揭示了重要股东多样性在影响企业长期技术迭代过程中的治理逻辑,为上市公司优化创新协同治理机制,以及监管部门培育赋能型长线资本,提供证据支持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重要股东;多样性;连续性创新;创新治理
引用格式:张时颖,田凌宇,程新生.重要股东多样性与企业连续性创新——来自中国高科(600730)技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证券市场导报,2026,(3):3-13+38.
研究背景
当前,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连续性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形成动态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重要股东作为企业关键的治理主体与资源供给方,深刻影响着公司的长期创新决策。现有研究已就机构投资者、国有股东或风险投资等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资本市场中企业股权结构日益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对连续性创新的作用。当一家企业的核心股东因存在产业背景、财务背景和技术背景而产生异质性诉求时,这种“多样性”究竟是能带来资源协同,还是会因目标不一致而影响创新战略的执行?基于这一现实痛点,本文深入探究了重要股东多样性对企业连续性创新的动态影响及内在机理,为揭示长期技术迭代过程中的治理逻辑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7—2022年沪深A股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根据营业范围、专利产出及投资背景,将重要股东划分为产业导向型、技术导向型、财务导向型和其他四种类型,并以此构建了“重要股东多样性”指数。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当企业重要股东的多样化程度较高时,这种类型的分散不仅未能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反而会对企业的连续性创新产生显著的负面抑制效应。
第二,目标冲突是导致该抑制效应的核心机制。一方面,企业为了平衡不同股东的诉求,往往被迫削减长周期的技术研发开支,显著降低了研发投入强度;另一方面,目标冲突导致资源无法有效集中于创新的核心环节,严重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战略激进度较高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重要股东多样性对企业连续性创新的负面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研究启示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企业在进行股权融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时,应充分评估潜在股东的战略意图与自身主业的契合度,避免因股权过度异质化而陷入目标冲突的治理困境。
第二,战略投资者应避免短视投机逻辑。尤其是在赋能高科技企业时,各类资本应深刻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长周期与高风险特征,主动向“赋能型长线资本”转型,提升对创新试错的包容度。
第三,监管层可进一步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大力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通过完善长效评价机制与差异化监管政策,引导中长期资金深度参与高科技企业的公司治理,为关键核心技术的连续攻关提供稳定、抗周期的资金基础。
研究创新
第一,拓宽了有关重要股东特征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边界。已有文献较少关注重要股东内部的异质性特征,理清了重要股东不同投资诉求对企业创新连续性的影响,为企业创新绩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丰富了股权结构与微观治理的相关文献。
第二,通过多维解构拓宽了创新研究的视角。不同于以往注重“破坏式创造”的研究,本文基于当前产业体系建设背景,系统剖析了连续性创新“从1到N”的累积性和稳定性特征,明晰了股权结构赋能企业内生增长的治理路径,为理解企业穿透技术周期、破解卡脖子难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研究结论对优化股权架构、培育耐心资本具有重要政策启示意义。本文发现重要股东多元化带来的目标分歧会侵蚀长期创新资源投入,在激进战略和非国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提示高科技公司引入战略资本时需慎重考虑股东诉求匹配问题,防止因战略分散而动摇持续创新动力;也给监管层完善相关规则、营造包容创新环境、促使多种类型资本助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参考。
写作体会
非常荣幸本文能够发表于《证券市场导报》。从初审到定稿,我们深切感受到编辑部老师与审稿专家的严谨治学态度和深厚学术功底。
在研究构思过程中,我们体会到学术探索需要敢于突破常规认知。多元化的资本注入往往能够为企业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但当研究视角转向长周期和高风险的连续性创新时,我们发现重要股东的多样性特征反而会引发目标不一致,进而导致企业在创新聚焦方向上产生分歧。
在实证推进阶段,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精准界定和测度重要股东类型。为此,团队对沪深A股高科技企业前十大股东的背景资料、营业范围及专利产出进行了大量文本梳理与手工归类,力求使产业、技术和财务等分类能够真实反映各类资本的内在诉求。
展望未来,虽然多样性指数能够反映股东类型的分散程度,但还不能完全揭示资本组合的具体形态。我们将进一步运用组态分析或交乘模型,探究不同性质资本的组合方式(如产业资本主导结合技术资本辅助,或财务资本主导结合产业资本辅助)会产生怎样的治理效果。我们期待在后续研究中,对企业不同投资组合所产生的异质性效应展开更深入的探讨。
以上为论文导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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